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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et Researchs
熱點 | 政府法律服務的新時代

2017-10-20 09:00:00


前言

2017年10月1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定位。習近平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1949年中國共產黨執政后,歷經三個階段:階級斗爭——經濟建設——法治建設。這三個階段是逐步向前推進的,階級斗爭導致物質文化匱乏,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與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就成為了當時社會主要矛盾。隨著30多年改革開放的推進,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發生變化,人民從解決溫飽走向全面發展階段,不再局限于簡單的物質文化需求,而是對民主法治(包括對社會治理)有了更全面更深層的需要,這必然對政府的管理體制和管理方式提出更高要求。

為了回應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執政黨和各級政府就必須從以往經濟建設為中心轉向以法治建設為中心,促進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緩和與解決。鑒于此,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其核心是制度現代化,具體落在政府管理體制和管理方式的改革上。因此,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首要是政府自身的改革上,具體在政府職能的轉變上。依據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實現制度現代化的根本途徑,在這一背景之下,唯有加快法治政府建設,才能回應好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才能解決好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一個政府法律服務的新時代已經到來。

依據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各級政府應普遍建立法律顧問制度。為此,2016年6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推行法律顧問制度和公職律師公司律師制度的意見》(有以下簡稱《意見》)中明確“2017年底前,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委,縣級以上地方各級黨政機關普遍設立法律顧問、公職律師”。《意見》強調:

●黨政機關主要負責同志作為推進法治建設第一責任人,要認真抓好本地區本部門本單位法律顧問、公職律師、公司律師制度的實施。

●黨政機關要按照以下要求充分發揮法律顧問、公職律師的作用:

1.討論、決定重大事項之前,應當聽取法律顧問、公職律師的法律意見;
2.起草、論證有關法律法規規章草案、黨內法規草案和規范性文件送審稿,應當請法律顧問、公職律師參加,或者聽取其法律意見;
3.依照有關規定應當聽取法律顧問、公職律師的法律意見而未聽取的事項,或者法律顧問、公職律師認為不合法不合規的事項,不得提交討論、作出決定。

對應當聽取法律顧問、公職律師的法律意見而未聽取,應當請法律顧問、公職律師參加而未落實,應當采納法律顧問、公職律師的法律意見而未采納,造成重大損失或者嚴重不良影響的,依法依規追究黨政機關主要負責人、負有責任的其他領導人員和相關責任人員的責任。

●國有企業要按照以下要求充分發揮法律顧問、公司律師的作用:

1.討論、決定企業經營管理重大事項之前,應當聽取法律顧問、公司律師的法律意見;
2.起草企業章程、董事會運行規則等,應當請法律顧問、公司律師參加,或者聽取其法律意見;
3.依照有關規定應當聽取法律顧問、公司律師的法律意見而未聽取的事項,或者法律顧問、公司律師認為不合法不合規的事項,不得提交討論、作出決定。

對應當聽取法律顧問、公司律師的法律意見而未聽取,應當交由法律顧問、公司律師進行法律審核而未落實,應當采納法律顧問、公司律師的法律意見而未采納,造成重大損失或者嚴重不良影響的,依法依規追究國有企業主要負責人、負有責任的其他領導人員和相關責任人員的責任。

2017年9月27日,中共中央辦公廳機關召開會議,宣布正式建立法律顧問和公職律師制度,這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要體現,更是各律師事務所和律師全方位參與政府法律服務的重要契機。作為律師,如何把握好這一時機,筆者結合政府法律服務的實踐,做一冷思考,拋磚引玉,求教同仁。

一、當前政府法律服務的新特點

當前,政府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專業化的法律服務,這一方面是政府法治化進程不斷向前推進的結果,習近平總書記在《在首都各界紀念現行憲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各級領導干部要提高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能力,努力推動形成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環境,在法治軌道上推動各項工作。”另一方面是中央強化對各級政府(干部)問責的結果,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黨政主要負責人履行推進法治建設第一責任人職責規定》。在這樣一個歷史背景下,當前政府法律服務體現以下特點:

(一)緊迫性

隨著依法治國的全面推進,尤其是依法行政的全面推進,法治政府已成題中應有之義。當前,政府法律事務不僅數量大幅增長,而且社會對政府各項行為的質量也有更高的期待,特別是在民眾法律意識和權利意識日漸增長的情況下,政府行為合法合規問題就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因此,政府內設法制部門在紛繁復雜的法律事務面前,基于政府編制所限,人員嚴重不足,捉襟見肘。在有限的人員和日益增長的政府法律事務這一矛盾中,向政府提供專業化法律服務顯得格外緊迫。

(二)主動性

基于問責的考慮,各級政府主要負責人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也在逐漸轉變,從以往不愿受法律約束,轉向自覺接受法律約束,在重大決策上愿意更多聽取包括律師和法學專家等法律專業人士的意見。同時,黨的組織部門在考核干部時,依法辦事能力也成為了一項重要的考核內容?;谏鲜銮闆r,各級干部尤其是領導干部學法用法積極,對專業化的法律服務有主動的需求。

(三)專業性

隨著政府法律事務在整個行政事務中的比重大幅提升,政府對法律服務的專業性要求愈加嚴格,在許多重大的法律事務中,開始依托法律顧問尤其是顧問律師,為問題的處理和解決提供一攬子的法律服務方案,而不再是“零敲碎打”,律師等法律專業人士也開始從救急的“消防員”轉變為政府日常事務的風險“管理員”,政府部門也開始轉變觀念,從“有事情找律師”轉變為“請了律師才會沒事”。在福建省,政府運用律師專業化力量,在推動城市建設以及深化改革方面,都取得了顯著成效。以晉江市為例,政府相關部門聘請福建天衡聯合(泉州)律師事務律師所擔任法律顧問,天衡律師團隊在推動晉江“和諧征遷”中發揮重要作用,成為政府法律服務的典范。

●2009年來,天衡律師團隊深度參與晉江市的城市建設,總拆遷量超過840萬平方米,總征地面積達7.7萬畝,截至目前已基本征遷完畢,實現“零強拆零上訪零事故”的征遷奇跡,真正做到“和諧征遷”,后來天衡所將該法律服務產品的成功經驗引入廈門,在廈門地鐵1號線、2號線的征遷工作中起到重要作用,并在平潭試驗區、福州、寧德等地市復制成功經驗。

●在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法律服務方面的成果:在2017年6月9日農業部召開的全國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試點工作部署推進會上,天衡律師深度介入改革的“政府、村社、律師、專家”四位一體工作模式,在會上被晉江市委、市政府做為工作亮點推薦給全國經驗交流。2017年6月29日,天衡所律師團隊所提供法律服務的陽光社區成立了股份經濟聯合社并取得了首張《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證明書》,這是天衡律師實踐“三農”法律服務取得的重大成果。

(四)長期性

正是由于律師等專業化力量的凸顯,越來越多的政府已認識到聘請律師作為法律顧問,不是一時一事的需要,而要把律師入政府工作的全過程,常年聘請律師作為法律顧問已成為政府工作的常態。

●云南八謙律師事務所創始人之一武俠律師,在就如何利用互聯網技術為政府及大眾提供長期法律服務作出有益嘗試,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武俠律師通過自己研發的“法律機器人”,為政府搭建起來一個公共法律服務平臺。昆明市司法局長孫躍文說:“現階段,老百姓在遇到法律問題的時候大多是得不到法律服務的,這是我國法律服務總量不足的錚錚事實,而且法律服務的供給資源不均衡,城鄉差異逐漸擴大。不論城市與農村,要讓法治成為人們的一種習慣,法律服務應隨時可見、即時可用。各行各業都隨著互聯網的發展時刻變化著,法律也應當搭載互聯網的快車,創建“互聯網+法律”平臺,綜合“服務、普法、宣傳”于一體。百姓在得到法律服務的同時被普法,同時也作為一個普法、宣傳的個體再次宣傳,周而復始的循環,就能達到多次普法宣傳的效果。”同時,“法律機器人”的誕生,有利于把律師從基本事務中解放出來,投入到更有技術含量的工作中,推動律師服務在專業化的道路上走得更遠更好。

(五)倚重性

由于律師等對政府提供法律服務的有效性,法律專業人士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在不斷影響和塑造著政府部門的方方面面,尤其體現在對政府工作方式的改變上,長此以往,政府越來越習慣于律師提供法律服務,政府必然越來越倚重律師的作用,這是社會進步的重要體現。

●某地方政府在緊鄰當地某村的村邊建移民安置樓,原施工設計用小樁,但開工時用大樁,噪音大震動大,居民生活頗受影響,其中有17戶居民樓房出現裂紋。居民要求建筑商和街道辦事處解決該問題,建筑商和街道辦聘請權威機構對房屋損壞進行鑒定。因一時未能提交鑒定報告,又大樁不換,施工不停,居民更加不滿,在多次向街道辦反映沒有效果之下拉橫額抗議,建筑商粗暴制止,居民持刀沖入工地論理,建筑商請來19位黑衣人壓陣……對立局勢僵持良久,后來律師介入,向居民普及房屋損壞賠償的有關法律規定和相關程序,并促使政府、建筑商與居民協商一致,緩解了對立局勢。

●深圳市福田區政府作為全國第一家率先以政府名義向律師事務所招標采購政府法律服務方式的機構,先后投入280萬元用于采購法律服務,讓律師在本區14個派出所、兩個交警大隊、5家醫院及區法院、區信訪局等單位提供法律服務,并設立23個人民調解室,配備法律專業畢業的人民調解員132名配合律師工作。“福田模式”在深圳市其他區縣也得到成功復制,寶安區政府每年出資300萬元購買法律服務,并把經費列入政府財政預算,推進律師進社區服務制度化。正所謂“法治是規則之治”,律師是政府實現規則之治的不可或缺的技術力量。

二、目前政府法律服務市場存在的問題

雖然目前政府法律服務體現出以上新特點,但是,政府法律服務市場存在價格不均衡、地區差異和部門差異較大、無法與優質高效的政府法律服務要求相匹配等問題,有的地方政府壓低律師費,甚至有的地方政府要求律師免費提供法律服務,很難想象在這樣的情況下,提供政府法律服務的律師的專業水平能得到保障。  

●2009年北京市朝陽區政府提出“三個一”工作目標,即:每個街、鄉至少與一家律師事務所簽訂法律服務協議;每個社區要建立一個法律服務平臺;每個社區的居民有法律需求能夠找到一名律師。到2013年朝陽區105家律師事務所的3657名律師進入511個社區、村提供法律服務,而這些法律服務都是免費服務,沒有任何補貼。律師為政府提供服務耗費大量的精力和物力,需要一定的經濟補償。然而目前,政府對法律服務的財政補貼還比較少,可以說很多律師幾乎可以說屬于無償服務。個別單位支付報酬時沒有按照律師服務額標準綜合考慮費用。

市場價格是由供需關系決定,政府對法律服務的需求越來越迫切,要求也越來越高,市場上可提供法律服務的律師事務所也越來越多,專業化趨勢也越來越明顯。然而,目前政府法律服務尚處于起步階段,市場還沒有完全成熟起來,更缺乏行業評價標準,因此,在服務價格上就容易出現不均衡的現象,同時,對服務質量也無法有一個行業公認的評價標準。與以往比較,政府總認為法律服務費用已經增長了許多,然而,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整個社會在法律服務方面的投入都在大幅度增長,相對而言,律師事務所基于專業化要求,在為政府提供法律服務時,投入的時間成本、人力成本、智力成本和辦公成本越來越大,政府和律師之間在價值上認知上依然存在差異。

同時,律師提供法律服務,如同醫生給病人看病,都存在執業風險問題,政府在開具法律服務的價格時,較少考慮律師執業的風險成本。很多時候,在政府通過招投標來確定提供法律服務機構時,往往報價成為評標的關鍵因素。某些律師事務所不顧及服務內容、服務時間和服務質量,為了中標,壓低投標報價,而招標代理機構可能會通過選取最低價中標,以顯示招標的公正性,這樣致使本可以提供優質高效法律服務的律師事務所失之交臂。

三、律師事務所及律師應該怎么做?

鑒于上述政府法律服務的新特點,以及政府法律服務市場存在的困境,筆者認為律師應該從以下方面,提升政府法律服務專業化水平,通過專業化凸顯律師價值。

(一)堅持走以政府法律服務產品為導向的專業化道路

律師為基層政府提供法律服務,要把握住政治方向,要懂得政府工作的大目標和政府的運行規則,才能提供政府需要的法律服務。如今政府需要更為專業化和精細化的服務,因此,為了體現服務的精細化和專業化,律師服務時必須以法律產品為導向,通過產品來體現律師服務的專業化和精細化,并通過產品體現律師服務的價值(市場價格)。律師在為政府提供法律服務時,可以向政府提供政府法律服務產品目錄,包括產品類型、各類產品的服務內容、服務時段、服務團隊和服務方式,這樣,可以讓政府對律師服務有一個更為直觀的認識,也有利于政府對服務報價有一個更為清晰的判斷。律師通過產品提供服務,也有利于推動政府法律服務行業標準的逐步確立。

(二)形成一批支撐產品的優質研究成果

一個律師事務所以及一支律師團隊,在開發一些列政府法律服務產品時,是需要投入大量的智力資源,包括與相關研究機構的合作,這樣推出的產品才會有較高的技術含量,也容易建立自己的專業優勢,也才能在市場上賣出好價錢,即“物有所值”。因此,好的法律產品一定是靠一系列好的研究成果支撐,這樣就不會很快被他人模仿而失去市場優勢。研究成果可以系列叢書、系列報告,專項報告等形式呈現。

(三)打造一支緊密型、高素質的律師團隊

一個好的產品要落到實處,必須要有一支緊密型、高素質的律師團隊。過去,政府部門的法律顧問往往是由顧問律師憑借熟人關系,單打獨斗。如今,顧問律師再采取這種方式,做不了也做不好政府法律服務,在日益繁雜的政府法律事務面前,一整套法律服務方案必須由律師團隊來落實。  

● 山東三禾律師事務所為了更好的為政府提供法律服務,律所堅持專業化分工和團隊協作相銜接,既能對法律問題宏觀把握,又能使法律問題得到專業細致的解決,特別是在遇到重大、疑難法律問題時,通過召開案件集體研討論證會,運用頭腦風暴法,讓每位律師對案件充分發表獨立意見,甚至模擬法庭等方法,通過律師們對遇到的法律問題在律所內部展開激烈辯論,最終得出法律結論,拿出問題的最終法律解決方案。

(四)律師事務所內部要建立一個良好的機制

鑒于政府法律服務事項日益繁雜,牽涉到方方面面的專業化服務,因此,一個律師事務所要在重大的政府法律事務中表現出色,贏得信賴,就必須在律師事務所內部建立一個良好的合作機制,包括所內律師團隊之間的合作,也包括相關律師事務所聯盟內部的合作,還包括與其它非法律的專業機構之間的合作,這同時就由合作機制帶來的一個良好利益分配機制的構建問題。  

● 比較成功的實例有北京易和律師事務所,該所多年來一直堅持深入研究政府法律服務業務,不斷深挖新時代法律服務需求。2015年7月,易和所聯合各地24家律所共同發起設立全國政府法律服務聯盟,把分散在全國各地有志于政府法律服務的律所聯合起來。目前,已有70余家律師事務所加盟,遍布全國24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天衡也是該聯盟的重要成員之一。  

●再比如天衡所早在2009年就加入的中世律所聯盟(SGLA),由位于中國主要經濟中心城市的領先中國律所和包括全球十大律所之一的霍金路偉國際律師事務所在內的外國律所組成,通過聯盟成員所的跨地區合作,實現將成熟的法律產品在全國各地推廣復制。中世律所聯盟的成功經驗使他成為首家被錢伯斯在中國地區收錄的跨國律所聯盟,也是目前中國唯一一家受到國際評級機構認可的律所聯盟。天衡所得多項法律服務產品尤其是政府法律服務系列產品,在聯盟成員中產生了多項合作,通過聯盟快速將成功經驗復制到各重要省市。

(五)搭建一個與各級政府法務部門互動交流的平臺

律師事務所可以通過定期(季度或月度)舉辦政府法律服務的系列論壇、系列沙龍等方式,邀請政府法務部門人員參加,通過互動方式,充分了解政府的需求,以及政府法律服務存在的問題,及時組織團隊力量,做好研發工作,服務好政府。

結語

在“2015政府法律服務論壇”上,中華全國律師協會會長、中國法學會律師法學研究會會長王俊峰在開幕式上致辭時說:“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建設完備的法律服務體系,政府法律服務是律師法律服務的重要內容,在律師方面應該認真研究的重大課題,律師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工作隊伍的重要成員,參與法治政府建設有著多方面的天然優勢,首先是身份優勢,律師可以以相對獨立、客觀的第三方身份,從專業角度處理政府與行政執法對應的法律事物和矛盾糾紛,客觀評價政府行為的合法性、合理性,有利于增強政府公信力和政策決策的執行力。第二個是專業優勢,隨著我國法治進程的加快,以及政府作為主體參與經濟活動不斷增多,政府法律事務日漸增加,能夠為政府依法行政、依法管理提供專業的意見和建議,促進政府的行政決策進一步規范化和法治化。最后是社會優勢,律師廣泛參與社會經濟生活各個方面,熟悉了解社情民意,正確把握人民群眾對政府需求,依法依規,促進政府決策,符合人民群眾的利益。”律師為各級黨政機關提供法律服務的新時代正在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