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借貸，在我國已有數千年歷史，是一種廣泛存在的民間金融活動。民間借貸，即平等民事主體之間相互進行的資金融通活動，本不為我國法律所禁止，反而因為有利于提高投融資效率、活躍經濟而受到國家政策的支持。黨員參與正常的民間借貸，為他人提供借款，也并不違反黨規黨紀以及法律法規。
但是目前一些黨員因違規參與民間借貸活動，高利放貸獲取大額利息而受到黨紀處分。因此，廣大黨員應把握好參與民間借貸的尺度，正確區分正常借貸與違規借貸。
一、黨員參與民間借貸的尺度標準
《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第九十條中規定，通過民間借貸等金融活動獲取大額回報，影響公正執行公務的，情節較重的，給予警告或者嚴重警告處分；情節嚴重的，給予撤銷黨內職務、留黨察看或者開除黨籍處分。
根據上述規定，可以看出對于違反黨規黨紀的民間借貸行為，主要的認定尺度有二，即“獲取大額回報”、“影響公正執行公務”。
1、利息標準
對于出借人而言，民間借貸活動中的回報，具體指的是因出借錢款所獲得的利息。所以如何判斷黨員是否獲取了大額回報，直接的反映在于決定借款利息的利率之上。
2015年9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二十六條規定：“借貸雙方約定的利率未超過年利率24%，出借人請求借款人按照約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借貸雙方約定的利率超過年利率36%，超過部分的利息約定無效。借款人請求出借人返還已支付的超過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
據此，目前司法實踐中對于民間借貸合法利率的態度，可分成三個層次進行理解。年利率24%以下的民間借貸利率可申請司法強制執行，受法律強制力之保障；超過年利率36%的部分認定為無效，法律不予保護、不予認可。就年利率在24%至36%的部分，無明確規定。通過上下文以及結合實踐、學理上的通常觀點，此部分應當認定為自然之債。當債權人請求給付時，債務人可以拒絕給付，債權人并不得通過訴訟強制債務人履行；假如債務人任意給付，且債權人受領時，法院亦不得認定為不當得利。換而言之，該部分應享有債權之保持力，但不享有債權之執行力。法律上對此處于消極、被動的中立態度，不予否定，但亦不予主動保護。
有鑒于此，在黨紀執行中，通常以年利率24%作為是否“獲取了大額回報”的判斷標準。如彭澤縣、蘄陽縣、修水縣等多地的關于黨員領導干部違規借貸問題專項治理的工作方案中，均體現對“2015年9月以后以超過24%年利率高息放貸”行為應予以禁止。
又如江西省瑞昌市教體局校建辦干部劉仕芬，在2010年至2015年期間，先后向承建校建工程的華某放貸13萬元，利息按月息2分計算，華某先后還給劉仕芬本息17萬元。同時，劉仕芬在瑞昌市黨員領導干部違規借貸問題專項治理活動中，未如實填報相關情況。2017年7月3日，劉仕芬受到行政警告處分。
需要注意的是，利息之外，如果黨員在放貸過程中以其他名目，如咨詢費、顧問費、手續費等形式，向借款人收取利息，亦應歸入回報，與利息合并考量是否屬于大額回報。
2、影響公正執行公務的認定
狹義理解，如黨員已發生影響公正執行公務的具體行為，如黨員為貸款人提供職務上的特殊便利、為貸款人的違法行為通風報信等，則不僅將認定為“影響公正執行公務”，甚至還因已實際為貸款人謀取利益，將涉及刑事的受賄犯罪。
廣義理解，黨紀黨規中的“影響公正執行公務”代表的是一種可能性，而非要求實際發生了“不公正執行公務”的具體事實。在此維度上“影響公正執行公務”是一個相對抽象、模糊的概念。如因此欲判斷黨員參與民間借貸是否影響公正執行公務，應結合具體細節進行綜合把握。
從主體方面來看，黨員出借錢款的對象，如為黨員工作中的管理或服務對象或其他受黨員職權影響對象，則事實上黨員與其在職務上具備特殊關系，在此前提下建立的借貸關系，有很大可能將“影響公正執行公務”。
從客觀方面而言，還應以黨員的職權和職務是否實際可以給貸款人某種利益造成影響為依據。即除了主體上的特殊聯系作為一方面的判斷依據外，還應進一步結合客觀上黨員職權是否能影響到貸款人，如此才得以具備“影響公正執行公務”的現實必要和理由。
此外，民間借貸行為的動機和目的也應納入考慮范圍。正常的民間借貸應是出于借款雙方均有需要，如果貸款方沒有實際需要，或者明明在能夠通過其他渠道以更低的利率獲取借款的情況下，仍以高額“利率”向黨員借款，這時借貸雙方的動機和目的難免令人懷疑。一般來講，違規違紀的出借的動機和目的主要包括黨員試圖通過借貸行為獲取不正當利益、貸款人為謀求或感謝黨員的幫助而同意借款等。當然，動機和目的屬于主觀因素，而個人內心想法是較難以直接確定的。除通過談話、問詢進行表面確認外，仍應結合前述兩方面因素進行認定。
二、黨員參與民間借貸的尺度延伸
除前述對于黨員直接參與高利放貸行為的禁止之外，實踐中對黨員參與民間借貸的限制還有著更廣泛的外延。
2019年12月31日施行的《浙江省防止領導干部違規參與民間借貸行為規定（試行）》中第六條明確規定：“領導干部在參與民間借貸中，不得實施下列行為：（三）將從他人、銀行或其他經金融監管部門批準從事金融及相關業務的法人、組織處取得的資金轉借他人賺取利差；（四）以收取介紹費、中介費、有償擔保費等形式進行營利性活動；（五）在他人出現支付困難情況下，利用職權或職務上的影響讓他人對自己、近親屬或者其他特定關系人違反法定順序、比例優先清償借款或提前清償未到期借款；（六）以近親屬或者其他特定關系人名義實施上述（一）至（五）項行為；（七）為近親屬或者其他特定關系人向管理和服務對象借款或出借資金提供幫助……”。多地縣市在關于黨員領導干部違規借貸問題專項治理的工作方案中，也有類似的對于黨員違規借貸行為界定。
歸納起來，因為黨員的特殊影響和部分黨員所擁有的職權影響，實踐中還要求黨員不應利用他人資金進行轉貸謀利，也不應在民間借貸作為中介或提供擔保盈利，更不應通過親屬名義或縱容親屬利用黨員的職權影響開展借貸活動謀利。
結語
綜上，廣大黨員要想把握好參與民間借貸的尺度，一則應注意避免約定過高的利率，一般不應超過年利率24%；二則切不可因借貸行為影響公正執行公務，如應避免與管服對象等產生借貸關系。此外，還應謹慎處理民間借貸的其他有關問題，不參與違規違紀的轉貸、擔保等營利性活動，以保證黨員自身的清正廉潔性。
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雖然違紀參與民間借貸的紀律處分，以“情節嚴重”為要件。但廣大黨員在參與民間借貸之時，亦應慎之又慎，把握尺度、牢記法度。認清行為本質，理清模糊認識，清除錯誤意識，時刻保持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