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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公平、公開原則（下稱“三公原則”）與誠實信用原則同為招標投標的兩大原則，甚至可以說，是招標投標的靈魂所在。后者體現的，是招標投標的私法（民法）屬性，即招標投標本質上是建筑工程施工合同、買賣合同等民事合同簽訂方式；前者更多地體現了公法色彩，即國家公權力對招標投標過程的介入，以確保招標投標的價值得以實現。違反了三公原則，將使招標投標徒具其形，有名無實，失去對公共資源分配、公共利益特殊保護的作用。十八大后被指在招標投標領域違紀的第一人黃岡市原副市長、公安局原局長汪治懷，就在黃岡市公安局指揮技術大樓裝飾工程項目的招標過程中，親自為個體老板吳某打招呼，違反三公原則。[1]

中紀委印發的《黨員領導干部違反規定插手干預工程建設領域行為適用〈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下稱“中紀委《解釋》”）對違反三公原則的違紀行為，同樣給予高度重視，列舉了四種違紀情形。本文結合招標投標法律、法規的規定，加以詮釋。
 
一、違紀指定招標代理機構

招標代理機構是指依法設立、受招標人委托代為組織招標活動并提供相關服務的社會中介組織。由于招標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化工作，有完整的程序，環節多，專業性強，組織工作繁雜，招標代理機構本應利用其在人員力量和招標經驗方面得天獨厚的條件，保證招標質量，對提高招標效益發揮有益作用。如果，招標代理機構無原則地遷就招標人或領導干部不合法的要求，則違反了招標的公正性原則。所以，《招標投標法》第十二條規定，招標人有權自行選擇招標代理機構，委托其辦理招標事宜。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以任何方式為招標人指定招標代理機構。這就是為了避免其他人以指定招標代理機構的方式違法介入招標投標活動。黨員領導干部為招標人指定招標代理機構容易造成政企不分，個別招標代理機構為承攬項目，損害了投標人，乃至招標人的合法權益，影響招標的質量，甚至給國家和集體財產造成損失。甚至，不排除個別招標代理機構秉承指定其承攬該業務的領導干部意志，為其他違規招標行為提供便利。

在重慶市南岸區茶園新城區管理委員會原副主任兼隧道工程建設辦公室副主任馮大剛利用職權違規插手干預工程建設項目招標投標受賄一案中，馮大剛利用職務便利，采取指定招標代理機構的方式，幫助鄭某 中標，收受賄賂人民幣20萬元。[2]

重慶市九龍坡區石板鎮原副鎮長戴波利用分管城市建設和招標投標等工作的職務便利，指使掛靠某招 標代理公司的個體人員唐天福壟斷石板鎮工程建設項目招標代理業務，在新天路工程和大溪河河道整治工程招標中，戴波為將該工程交給掛靠其他企業的個體建筑商 黎勝全、王建中承建，指使唐天福操縱招標結果。唐天福則利用招標代理身份，在收取黎勝全人民幣15萬元后，采取勸退、支付現金補償款等方式排斥其他投標人，使黎勝全、王建中中標。[3]

所以，中紀委《解釋》對此予以重視，將黨員領導干部為招標人指定招標代理機構并辦理招標事宜專項列入違紀情形。
 
二、影響投標人資格

投標人資格是指投標人參與具體項目投標所需具備的條件，通常分為法定資格和約定資格。法定資格由法律、法規和其他規范性文件直接規定，在建筑工程領域最常見的就是建筑企業資質，按照建設部的《建筑業企業資質管理規定》，投標人應具備一定資質，才能承擔相應規模的工程項目，否則就違反了《建筑法》等法律的規定；另一類是約定資格，通常包括特定業績、獎項、人員資質、是否允許投標聯合體等，由招標人根據項目的實際需要加以設置。黨員領導干部影響投標人資格主要指兩種情形：

1、影響投標人資格條件設置。

投標人資格設定是招標活動的關鍵環節，也是最易出現問題的環節。投標人資格條件設定不當，輕則導致無法選擇到適當的中標人，給項目的實施造成困難；重則可能引起投訴、訴訟。根據《招標投標法》第19條的規定，招標人應當根據招標項目的特點和需要設定投標人資格審查的標準。違規影響投標人資格設置又分兩種類型：一是致使招標人遺漏法定資格條件，從而使不具備相應資格的主體取得投標人資格；二是故意設置與項目特點和需要脫節，或并不密切相關的資格條件，以排斥潛在投標人參與競爭。其中，尤以后者多發。招標人不得以不合理的條件限制、排斥潛在投標人或者投標人?！墩袠送稑朔▽嵤l例》第32條規定的以不合理條件限制、排斥潛在投標人或者投標人六種情形中，三種與之相關，分別是：設定的資格與招標項目的具體特點和實際需要不相適應或者與合同履行無關、對潛在投標人或者投標人采取不同的資格審查標準、依法必須進行招標的項目非法限定潛在投標人或者投標人的所有制形式或者組織形式。

2008年底,古藺縣職業高級中學和古藺鎮初級中學校舍改造工程擬對外招標,建筑商周躍坤讓時任縣教科局計財股股長許紹楊幫忙,并許諾事成后給予“好處費”。許紹楊將上述情況告知縣教科局局長周曉波和副局長郝文勤,二人表示同意。許紹楊經與周躍坤商議,在招標文件中設置較高的報名條件排斥其他潛在投標人。許還要求招標代理機構關照周躍坤。周躍坤聯系4家企業串通投標,并最終取得2個工程的承包權。周曉波、郝文勤、許紹楊分別受到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4]

2007年至2008年，江西省鷹潭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原黨組成員、市重點工程辦公室主任吳佑勤利用職務便利，在鷹潭市污水處理廠工程招標中，明知個體建筑商楊某借用多家企業資質串通投標，仍以提高報名企業資質、設定不合理條件等 方式排斥潛在投標人，確保楊某的企業中標。[5]

2、影響投標人資格審查。

資格審查是指招標人對資格預審申請人或投標人的經營資格、專業資質、財務狀況、 技術能力、管理能力、業績、信譽等方面評估審查，以判定其是否具有參與項目投標和履行合同的資格及能力的活動。資格審查分為資格預審和資格后審。無論何種方式，都是由單獨組建的資格審查委員會（預審）或評標委員會（后審）按照招標文件確定的審查方法、資格條件以及審查標準，對資格預審申請人或投標人的經營資格、專業資質、財務狀況、類似項目業績、履約信譽等條件進行評審。違紀影響資格審查，同樣會導致應當入圍的潛在投標人喪失資格，或者不當入圍的主體成為投標人，參與投標，甚至成為中標人。
 
三、影響評標結果

評標環節是整個招標投標活動的核心環節，也是各種違紀行為的高發區。對評標環節的異議、投訴和信訪，是招標投標爭端、糾紛的主體。

根據《招標投標法》及其實施條例的規定，評標是由招標人依法組建的評標委員會負責。對依法必須進行招標的項目，評標委員會的資格、抽取、組成等環節都受《評標委員會和評標方法暫行規定》為主的各種規范約束。違紀干預評標，從而影響評標結果，主要有以下幾種情況：

1、干預評標自由裁量權。評標委員會成員有五大自由裁量權：投標文件是否響應招標文件；投標是否低于成本；投標文件的偏差是重大或者細微偏差；是否缺乏競爭性而流標；是否允許投標人澄清與說明。對這些自由裁量權，評標的規范性文件或招標文件無明文限制的，任何人是不得干預的。

2、要求評標委員按照招標文件以外的標準或方法進行評標。如北京市豐臺區第五小學教學樓裝修和操場維修項目違規評標案中，南京金陵建筑裝飾有限公司為達到中標目的,與區政府采購中心副主任陰激文串通,并許諾事成后給予“好處費”。評標前,陰激文要求評標委員會校方代表胡毅彤不按招標文件規定的標準和方法，給金陵公司打最高分，最終雙雙受到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6]

3、直接指定或排除特定投標人進入推薦名單。在《評標委員會和評標方法暫行規定和》第13條規定，評標委員會成員不得向招標人征詢其確定中標人的意向，不得接受任何單位或者個人明示或者暗示提出的傾向或者排斥特定投標人的要求。事實上，有足夠影響力向評標委員會成員明示或者暗示提出的傾向或者排斥特定投標人的要求的，往往是對項目有重大影響的單位或個人，其中就包括黨員領導干部領導。比如，2003年至2010年,江西省南昌大學基建處原處長周光文利用職務便利,在南昌大學圖書館、建工樓等工程建設中,采取在招標投標領導小組會議上推薦中國建筑工程總公司南方公司、汕頭市建安實業集團有限公司等企業作為入圍單位,加之受賄，受到開除黨籍處分。[7]

4、擾亂評標現場秩序

根據《招標投標法》第三十八條招標人應當采取必要的措施，保證評標在嚴格保密的情況下進行。同時，評標活動時評標委員會成員獨立進行，形成結論后再進行匯總的。評標委員會是由招標人的代表和有關技術、經濟等方面的專家組成的。雖然根據《招標投標法》第37條規定，招標人代表應少于三分之一，但從實踐中看，個別招標人代表在評標現場“表現活躍”，對評標過程有重大影響。前面提到的三種違紀情形，如非假手于招標代理機構，就是通過評標委員會中的招標人代表來進行的。

5、探聽和透露評標委員會成員名單。

根據《招標投標法》第37條，評標委員會成員的名單在中標結果確定前應當保密。但是，實踐中評標委員會成員名單被提前泄露屢見不鮮。《招標投標法》第38條明文規定，“招標人應當采取必要的措施，保證評標在嚴格保密的情況下進行。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非法干預、影響評標的過程和結果”，而該法還規定評標委員會成員的名單在中標結果確定前應當保密。這都是為了杜絕對評標過程和結果非法加以干預。探聽和透露評標委員會成員名單，往往是為進一步影響、操縱評標創造條件。

6、違法更換評標委員會成員

《招標投標法實施條例》第四十六條規定，依法必須進行招標的項目的招標人非因招標投標法和本條例規定的事由，不得更換依法確定的評標委員會成員?？梢愿鼡Q的情形包括（一）投標人或者投標人主要負責人的近親屬；（二）項目主管部門或者行政監督部門的人員；（三）與投標人有經濟利益關系，可能影響對投標公正評審的；（四）曾因招標、評標以及其他與招標投標有關活動中從事違法行為而受過行政處罰或刑事處罰的。另外，評標委員會成員因不符擔任評委條件、生病或其他客觀原因無法履職也可以更換。個別黨員領導干部，認為評標委員會成員不能貫徹自己的意圖，暗示其自行請辭，甚至直接要求招標人違法更換該成員。這是影響評標結果的行為中最惡劣、最極端的情形。

四、影響中標結果

關于確定中標結果的規則，法律和行政法規規定有兩條：

1、《招標投標法》第四十一條中標人的投標應當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能夠最大限度地滿足招標文件中規定的各項綜合評價標準； （二）能夠滿足招標文件的實質性要求，并且經評審的投標價格最低；但是投標價格低于成本的除外。

2、《招標投標法實施條例》第五十五條：國有資金占控股或者主導地位的依法必須進行招標的項目，招標人應當確定排名第一的中標候選人為中標人。

如果沒有出現排名第一的中標候選人棄標、違法、不教履約保證金及不可抗力等情形，就必須根據上述兩條規則來定標。以筆者的經歷，直接影響中標結果相對而言較為少見。但是，有一種較為隱蔽的情況值得警惕，即對第一中標候選人施加壓力，迫使其棄標，從而達到影響中標結果的目的。

在實踐中，還應當特別注意，中紀委《解釋》中關于規避招標的規定，針對的是依法必須招標的項目。如果不是依法招標的項目，就不存在規避招標的問題。是否選擇招標投標方式來簽訂合同，屬于政府采購人的決策權或國有企業經營自主權問題。但是，本文所探討的各種與三公原則抵觸的違紀行為并無此限制。即便不是強招項目，指定招標代理機構，或者影響投標人資格、評標和中標結果的行為同樣構成違紀。這同樣是需要從事和監管招標投標活動的同志在理解和掌握中紀委《解釋》時予以注意的。
 
總之，黨員領導干部違反三公原則，干預插手招標投標，構成嚴重違紀。近期，如天津市寧河區農委主任李福光、區財政局副局長李懷軍在“美麗村莊”建設和“一事一議”等工程招投標過程中，違規向招投標代理公司工作人員打招呼，致使多個工程項目被劉鳳學等人串通投標并中標。由于劉學鳳及其團伙具有黑社會團伙性質，相關人員甚至涉嫌充當黑社會性質組織“保護傘”。[8]這方面的教訓，不可謂不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