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單位為犯罪主體的犯罪中，公司、企業等實體經濟組織無疑是作為單位犯罪最為常見的犯罪主體，企業在現代經濟生活中面臨的刑事風險越來越大。我國《刑法》第三十條規定：“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實施的危害社會的行為，法律規定為單位犯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第三十一條規定：“單位犯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判處刑罰。”《刑法》的上述規定明確了單位犯罪的定義和處罰原則。
據統計，刑法分則中的469個具體罪名中，有164個罪名存在單位犯罪的設置，這164個罪名又主要分布在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罪和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中，其犯罪條文占全部單位犯罪條文的90%左右。此外，以“單位犯罪”由為關鍵詞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上“刑事案件”進行裁判文書檢索，共檢索到32298個案例，且案例數量呈逐年遞增態勢。盡管企業在現代經濟生活中的刑事風險越來越大，但與企業刑事合規制度在西方國家的蓬勃發展不同，我國企業刑事合規制度尚處于萌芽探索階段。
一、企業刑事合規制度的立法走向
隨著企業刑事合規制度朝著全球化方向的不斷發展以及我國涉外企業刑事合規案件的不斷增加，域外企業刑事合規制度已經引起了我國刑法理論界及實務界的極大關注，企業刑事合規計劃也受到企業的極大歡迎。2020年8月21日，全國首家企業刑事合規促進會在浙江省杭州市成立，踏出了政府部門和企業共同進行企業刑事合規制度建設的第一步。
從立法層面上看，國家及多地方國有企業主管部門已經頒布了多項有關企業合規的規定，盡管這些規定仍屬于指引的范疇，且主要針對國有企業，但其中的內容已經與域外企業刑事合規法規的內容相仿，部分地區甚至已經出臺了企業刑事合規的規定。
2018年11月2日，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頒布了《中央企業合規管理指引（試行）》，要求企業應當以合規經營價值觀為導向，明確合規管理工作內容，健全合規管理框架，制定合規管理制度，完善合規管理機制，加強合規風險識別、評估與處置，開展合規評審與改進，培育合規文化，形成重視合規經營的企業氛圍。該份文件明確：1.中央企業應當全面健全合規管理體系；2. 設立合規委員會作為中央企業合規管理的組織領導機構；3. 加強對重點領域和重點人員的合規管理；4.建立合規風險預警機制，將合規審查作為規章制度建設及重大決策等行為的必經程序；5.定期對合規管理體系有效性進行評估，并進行升級；6.將合規管理納入綜合考核，并對違規行為進行處罰。
2018年11月26日，國資委又頒布了《企業境外經營合規管理指引》，要求中央企業全面加強合規管理，加快提升依法合規經營管理水平，著力打造法治央企，保障企業持續健康發展。該文件在《中央企業合規管理指引（試行）》的基礎上，針對企業境外經營的特殊性，對企業的合規內容進行了細化。在國資委上述文件的指引下，廣東、江蘇等地國資委也以《省屬企業合規管理指引（試行）》等地方性規定的形式，確定了國企的合規原則。
從國資委兩個指引的具體內容看，國企的合規計劃在強制合規計劃建設、合規計劃評估升級、設立獨立合規部門等方面的內容均是借鑒了國外發達國家中企業合規計劃的設計。（國外企業合規計劃的具體內容，請參看本系列的上一篇文章：《企業刑事合規制度怎么來的？》）但與國外發達國家企業合規計劃相比，仍有以下不足：首先，指引僅規定了法律行為，卻未規定法律后果，即僅規定了國企應當建立合規體系，卻未規定建立合規計劃對企業發展有何實際益處即未涉及企業合規制度中的激勵機制，也未規定沒有建立合規計劃有何懲罰，導致企業進行合規建設的動力不足；其次，各個指引對合規計劃內容的規定都較為原則，缺乏明確的實施細則；最后，指引缺乏企業在遭到行政執法或者刑事司法調查時，應如何配合及應對的相關規定，合規計劃僅是實現內部管理的工具，無法實現企業管理與行政部門及司法部門的良性對接。
在刑事政策方面，有的地方已經開始探索。2020年8月21日，廣東省深圳市寶安區人民檢察院聯合區司法局共同會簽了《企業刑事合規協作暫行辦法》，并對寶安區獨立監控人的選任管理規定進行了充分討論。
[1]2020年08月28日，深圳市寶安區司法局印發了《深圳市寶安區司法局關于企業刑事合規獨立監控人選任及管理規定》，該規定第五條明確：“獨立監控人從律師事務所中選任并納入名錄庫。”第十二條明確：“獨立監控人應就企業刑事合規情況進行調查，協助犯罪嫌疑企業制定合規計劃以及協助區人民檢察院監督合規計劃的執行，并針對其履職情況、企業刑事合規建設出具階段性書面監控報告，作為區人民檢察院作相應處理決定的參考。”雖然該規定的制定者為地方司法局，無法對企業刑事合規制度中的暫緩起訴等事項進行規定，但已經明確，企業是否有有效的刑事合規計劃，該計劃是否得到履行，都將成為企業刑事犯罪時，該區人民檢察院作相應處理決定的參考，這已經有了企業刑事合規激勵機制的味道。
二、企業刑事合規的司法實踐
盡管目前缺少相應的上層制度設計，但從刑事司法實踐上看，除了中興事件等涉外案件，在國內涉及單位犯罪的案件中，也已經出現了體現企業刑事合規制度精神的判例。
2011年至2013年9月，被告人鄭某、楊某在擔任雀巢（中國）有限公司西北區嬰兒營養部市務經理、蘭州分公司嬰兒營養部甘肅區域經理期間，授意該公司蘭州分公司嬰兒營養部員工被告人楊某某、李某某、杜某某、孫某通過拉關系、支付好處費等手段，多次從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蘭州軍區總醫院、蘭州蘭石醫院等多家醫院醫務人員手中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
在一審庭審中，被告人鄭某、楊某、楊某某、李某某、杜某某辯稱，是為完成公司任務收集公民個人信息的，起訴書指控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的數量不準確。但根據當庭經過質證的雀巢公司指示(收錄于雀巢公司員工培訓教材)、雀巢(中國)有限公司情況說明，雀巢公司不允許員工以推銷嬰兒配方奶粉為目的，直接或間接地與孕婦、哺乳媽媽或公眾進行接觸，不允許員工未經正當程序或未經公司批準而主動收集公民個人信息。雀巢公司的政策與指示、雀巢憲章、與衛生保健系統關系的圖文指引，證實雀巢公司遵守并按照世界衛生組織《國家母乳代用品銷售守則》及我國衛生部門的規定，禁止員工向母親發放嬰兒配方奶粉免費樣品，禁止向醫務專業人員提供金錢或物質的獎勵，以引誘其推銷嬰兒配方奶粉等。2016年10月31日，一審法院判決雀巢公司鄭某、楊某、孫某等六人以非法方式獲取公民個人信息，情節嚴重；醫院王某某、丁某某等三人違反國家規定，將本單位在履行職責或者提供服務過程中獲得的公民個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給他人，情節嚴重。上述九人的行為均已構成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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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審法院宣判后，各被告提起上訴。其中，上訴人鄭某的上訴理由是自己的行為系屬公司行為；楊某的辯護人提出本案屬于單位犯罪；李某某上訴的主要理由是自己的行為都是公司下達的任務；杜某某上訴的主要理由是自己的行為是按照公司要求所作的，所獲取的信息都是提供給公司的。2017年5月31日，蘭州中院審理后認為，“單位犯罪是為本單位謀取非法利益之目的，在客觀上實施了由本單位集體決定或者由負責人決定的行為。雀巢公司手冊、員工行為規范等證據證實，雀巢公司禁止員工從事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的違法犯罪行為，各上訴人違反公司管理規定，為提升個人業績而實施的犯罪為個人行為”。據此，蘭州中院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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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裁判的結果上看，二審法院以雀巢公司已經實施了有效的企業刑事合規計劃為由，將被告人鄭某等人的行為認定為個人行為，雀巢公司的企業刑事合規計劃成為切割員工個人行為與公司行為的關鍵，有力的保護了公司的合法權益。
2015年，浙江省舟山市某公司由于資金流緊張急需申請貸款，于是購買了大量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用于證明抵押物價值，向銀行騙取貸款（續貸）人民幣400余萬元。由于偽造增值稅專用發票、虛構抵押物，不僅企業被刑事立案，涉案員工也被移送檢察機關審查。從服務民營經濟角度出發，檢察官在仔細審查案件的基礎上，要求企業以此為戒，嚴格筑牢合規經營“防火墻”，企業向檢察機關提交合規承諾書。浙江省岱山人民檢察院收取涉案企業合規承諾書后，對企業作相對不起訴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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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鹽城某單位智能化項目公開招標。時任B公司第二分公司政企中心的副主任薛某，在明知圍標串標的情況下，通過同行業公司主管徐某居間介紹，伙同劉某某、C公司技術員黃某，使用劉黃二人所在公司名義參加招標幫其圍標。薛某為劉黃兩公司制作標書，并約定中標后拿出1-4萬元進行分紅。最終，該工程由薛某所在的B公司以2900余萬元中標。2020年6月，公安機關將該案移送鹽城經開區檢察院審查起訴。鹽城經開區檢察院從促進企業生存發展、保障員工生計、維護社會穩定的角度出發，依法作出相對不起訴決定。同時還主動聯系企業并了解訴求，建議其建立完善的人員管理流程、加強公章管理、健全公司內部監管，幫助該企業堵塞管理漏洞、提高安全防范能力，并邀請企業代表參加不起訴宣告會，提高檢察服務針對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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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兩個檢察機關不起訴的案例中，第一個案件的檢察機關是以企業承諾進行合規計劃建設為由對企業做出了不起訴決定，第二個案件的檢察機關則是主動建議企業進行合規計劃建設，并對企業做出了不起訴決定，這與域外企業刑事合規制度中的檢察官不起訴制度有異曲同工之處。
三、結語
誠然，我國企業刑事合規制度的起步較晚，但在現階段仍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從國家立法層面上看，雖然在內容上不夠完善，層級不夠高，但也已經形成了以行政立法推動國企進行企業合規計劃建設的趨勢；從刑事司法實踐看，雖然目前缺乏明確的相關刑事司法制度設計，但也出現了許多刑事司法機關通過對現有刑事司法政策進行合理解釋，并運用企業刑事合規精神進行裁判的案例。在立法及司法實踐中，逐步引入域外企業刑事合規制度并進行本地化改造，進而將之作為企業激勵措施，已經在學界引起廣泛關注，并得到立法和司法部門的注意。相信，在不久的將來，國家立法層面會將企業刑事合規納入立法安排中。國內企業也應盡早進行企業刑事合規計劃設計，以滿足經濟發展和企業發展的需要。
